停止懲罰底層性工作者
2006 / 08 /
22
彭渰雯（ 綠黨中執委、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)
陳美華（ 東海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）
九年前台北市長陳水扁的廢公娼決策，已經成為許多教師在課堂上講述「草根民主」最經典的反面教材。參與式民主的核心要義，就是讓受政策影響的人能夠參與決策過程；傾聽那些最受到政策影響的人的聲音，並將之納入決策內容。然而九年前台北市廢娼政策所依據的那場由市警局在1996年10月召開的「娼妓管理辦法公聽會」，邀請了「社會賢達、學者專家、民間團體」等眾多人士參與，就是沒有邀請工作權益可能因此遭剝奪的公娼。甚至在九月廢娼前後，公娼組織自救會陳情、抗議無效，進而積極地在兩個月內透過體制內的遊說策略，終於讓市議會通過緩衝兩年的新管理辦法，陳水扁市長都還可以悍然拒絕執行，並且將所有過錯歸咎於政黨惡鬥的產物。馬英九市長上任後雖然做到了「依法行政」，緩衝兩年，卻也不曾積極為這群底層的性工作者們再爭取些什麼。
台灣的婦女運動因為公娼事件的分裂而元氣大傷。事件過後，大家各自忙各自的議題，妓權運動只剩下「日日春協會」在推動，在窘迫的資源下努力爭取性工作除罪和去污名化。這期間，唯一一次的修法契機曾經出現在二○○四年一月，內政部考量修改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，將現行明顯具有差別待遇的「罰娼不罰嫖」政策，改為「娼嫖皆不罰」，也就是讓從事「性工作者」除罪化，不需要因為擔心被抓而賄賂警察、依靠黑道或忍受惡客。然而，這則新聞當時被媒體誤導為「性產業」除罪化，引發一群反色情婦女團體的緊張，迅速組成「推動縮減性產業聯盟」向內政部抗議，明確要求應將法令修改為「罰嫖不罰娼」，也就是不同意單獨取消「罰娼」條款。「推動縮減性產業聯盟」認為，性交易市場的存在，很大一部份得歸因於資本主義市場利用女人在男權社會底下的劣勢，讓男性嫖客的慾望可以無止盡的延伸。在「沒有需求，就沒有供給」、「懲罰嫖客就能打擊性產業」的簡化邏輯下，「懲罰嫖客」頓時取代「不罰娼」成為該聯盟的核心訴求，該聯盟甚至揚言「不罰嫖，就不修法」。內政部眼見婦女團體沒有共識，遂也不再推動相關政策修改，致使「罰娼不罰嫖」的惡法延續至今。
我們想問的是，為什麼對於「懲罰男人」的堅持，要優先於「保障女人」？根據警政署資料統計，去年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八十條而被逮捕的一九七○位女性當中，三十歲以上的就有一四五七人，超過四十歲的更有八九五位。換言之，每四位被逮捕的性工作者當中，就有三位超過三十歲，有將近一半超過四十歲。在性產業裡，超過三十歲以上的女人稱為「中年」的弱勢者並不為過，換言之，現行社維法第八十條，很明顯地就是一道有著明顯年齡與階級歧視的條款：它懲罰的主要對象，就是在性產業內相對弱勢的底層性工作者。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，警方往往是選擇性的執法，越是規模大的酒店、理容院，越是安全；相對的，越是跑單幫、站街頭的個體戶越是容易成為警方鎖定的目標。
社維法第八十條是否廢除，對於在高級酒店、俱樂部上班的小姐而言，也許「無關痛癢」，因為她們的工作有合法、光鮮的門面保護，即使「做S」也是在五星級飯店或是高級俱樂部，鮮少有警察敢抓。同樣地，我們可以預期，如果未來反娼女性主義倡議的「罰嫖不罰娼」條款得以通過，這些高檔性產業也不會因此而關門大吉（畢竟台灣不乏有錢的大爺）；可以預期的是，底層男性為了避免被抓，而不敢再上街找小姐──因而，會直接受到打擊的又是底層的性工作者。目前反娼女性主義者汲汲要求的「罰嫖不罰娼」，也很可能只造成底層階級的男性被抓的「階級歧視」效果。
台北市廢公娼九年來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維護了女性尊嚴，實在難以回答。但我們很清楚的是，它迫使許多底層女人更走入絕境。官姐之死，對我們造成很大的震撼，我們相信對於反娼女性者和當年參與決策者也應該有所警示。性交易政策牽扯的利益與價值雖然複雜，但是身為婦運者和人道主義者，應當對於一個主要目標有所共識：那就是改善弱勢女性的處境。以這樣的共識為基礎，現在就是我們重新開啟政策對話，加速修法的時刻。(本文已刊載於 2006.08.22 中時時論廣場)
